硅谷孕育出很多伟大的公司，吴军在《硅谷之谜》中深度剖析了硅谷成功的秘诀。读后发现，书中内容实属冗余过多，很多相同的内容在不同章节翻来覆去地重复介绍，因此本文在对此书标注的基础上，直接回答“硅谷之谜”到底是什么。
宛若似真的分析
很多媒体在分析硅谷时都做了一定的取舍和缩放，因此目前有很多关于硅谷流行的各种说法，它们有的有道理但并不完备；有些则与事实完全相反。
气候说
硅谷地区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只有旱季和雨季，四季如春，非常舒适宜居。全球只有五个面积不大的地区具有这种气候，它们总共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2%。
好天气会让人舒畅，但光用气候来解释硅谷的成功显然缺乏说服力。在美国，气候好的地区如弗罗里达、夏威夷的发达程度远远低于气候恶劣的纽约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与硅谷气候相差无几的加州南部洛杉矶和圣迭戈地区，也有很多好大学但并未出现硅谷。
因此，宜人的气候有利于吸引人才移民，但对于新产业的发展，气候的重要性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斯坦福之说
“斯坦福之说”认为，硅谷是靠斯坦福大学不断孵化新公司而维持繁荣的。但从硅谷诞生（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斯坦福（及其毕业生）对硅谷工业的贡献并没有那么大，甚至比不上他的邻居伯克利。直到硅谷的第二个发展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大量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涌现出来（思科、Google、SnapChat 等），在这 20 多年里，斯坦福人对硅谷神话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斯坦福对早期硅谷的形成真正有帮助的是提供了硅谷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二者关系更多的是相辅相成，与其说是斯坦福造就了硅谷，不如说是硅谷造就了斯坦福，因为斯坦福的腾飞是在硅谷成立之后。
同时，波士顿周边地区也是好大学的聚集地，但并没有产生高效率的科技园。
风险投资说
从风险投资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来看，美国东部的风险投资比硅谷发展更早，规模更大，硅谷只是早期风险投资人看中的多个地区之一。
事实上，倒是硅谷的崛起帮助了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因为很多海外风投公司在硅谷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本土（如日本软银和俄罗斯的 DST），同时在其他地区各种早期投资都没有像在硅谷那样催生出伟大的公司。
政府扶持说
在美国，政府权力有限，各级政府官员之间没有任命和汇报的关系，州长不是总统任命的，不必向总统汇报和负责。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管不了地方的事情，而地方政府又太小，只能管管城市规划和学区建设。没有政府的干预，美国商业行为主要靠“看不见的手”来规范。
我们来看看科技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税收是否减免？
在美国公司营业税收要交给产生营业额所在地，而不是总部所在地，因此 Google 2013 年在世界各地交税 23 亿美元，只有很少一部分交给了加州各级政府，几乎没有直接交给山景城的税。
政府是否资金支持？
美国联邦政府有少量扶持新技术的资金，但都是投给短期看不到收益的长线项目（如新材料和生物研究）。与此同时，政府支持搞的一些科研成果会免费给社会使用，这些技术开放给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并没有对硅谷给予刻意的帮助。
知识产权保护说
“知识产权保护说”认为，对专利的保护是硅谷能够不断创新的原因。
硅谷非常重视包括专利权在内的各种知识产权，但是从专利数量上硅谷并没有特别之处。事实上，强调保护专利和强调创新是两回事，当一个公司必须依靠专利来维持自身的市场地位时，恰恰说明它在竞争中已经落伍了。
在整个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硅谷的特质，也不是让硅谷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硅谷之谜”到底是什么？
1. 叛逆和宽容
硅谷起源很大程度上是靠一家叫做仙童的半导体公司，它被称为世界半导体公司之母。这个公司八个创始人都是从前雇主那里叛逃出来的（史称“八叛徒”），这些人和员工们继续着这种叛逆行为，派生出近百家公司，包括著名的英特尔，这构成了整个硅谷的初始产业。
思科允许员工在公司内创办小公司，这些人仍在公司里上班，使用着公司资源，但思科的身份从雇主变成了投资人，如果小公司死掉了就当一个项目做砸了；如果成功了思科就有机会把它们买回来。这种做法从整体和长远上来看，保证了员工的创造力，同时如果成功的话思科作为投资方也会受益。
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加州竞业协议的限制很小。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员工的叛逆行为，促进整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加州政府禁止公司之间私下里达成互相不挖角的君子协议。硅谷风险投资家的信条就是不断从现有的公司中孕育出新的公司，因此他暗地甚至公开地支持着种种叛逆行为。
硅谷人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在现有公司基础上孕育出更加优秀的公司，技术升级的新企业，资本市场反而更看好。
硅谷的宽容同样体现在对失败的宽容上。在硅谷，风险投资人根据不完全统计发现，创业成功概率最高的是第三次创业者，因为这些人有足够多的随机应变的经验，同时还没有染上习惯性失败的毛病。扎克伯格经常在公司里讲“如果你没有遇到失败，说明你跑得还不够快”，这既是对尝试新东西的鼓励，也是对失败的宽容。
2. 多元文化
旧金山湾区人口经过了四次殖民和移民。硅谷虽然从领土主权上来讲属于美国，但是从商业、移民来源、做事的方法等诸多方面来看，它更应该看作是全世界的硅谷，而不仅仅是美国的硅谷。硅谷实际上是全世界创造力的浓缩，并不完全代表美国。
2002 年吴军加入 Google 时，全公司工程师很少，但却支持了 70 多种语言的搜索，并且在 20 多个国家有了广告收入。当时 Google 立下规矩：任何产品和服务，在推出英语版本的 6 个月内，必须开发出支持主要亚洲语言和欧洲语言的国际版。如果 6 个月内做不出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推迟英语版的面世时间，抓紧时间先开发国际版。
吴军认为，如果中国想打造一个硅谷，最好的方法就是给 100 万印度人、100 万犹太人发绿卡。
3. 拒绝平庸
吴军在《浪潮之巅》中介绍 IT 产业的规律性时提出了一个 70-20-10 定律：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IT 行业非常容易做到赢者通吃。通常，一个行业的领头羊要吃掉 70% 甚至更多的市场份额或利润，第二名吃掉 20% 左右，其他所有公司吃掉余下 10%。在硅谷，大家认可“死亡是一个公司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这样一种看法，也认可“淘汰掉不合适的人对双方都是解脱”这样一个概念。
硅谷那些好学区的地段（比如帕洛阿图、库帕蒂诺和萨拉托加），房价是周边房价的两三倍，因此那些住在好学区、收入又不是很高的家庭，会选择在孩子念完高中后，卖掉当地的房子，找一个学区稍差的地段生活。这样就为更年轻、收入更高的人腾出了硅谷最好的位置，这是生活成本倒逼的自然结果。最终，一流的人才住在最好的地方，二流的人才有地方住，三流的只好离开硅谷。
4. 工程师文化
在美国工程师和律师医生一样属于专业人士，社会地位高，很受尊敬，相反地方官员并没什么权力，而且人人都可以竞选。（想到了月饼厂。。。
工程师文化主要体现在工程师在硅谷很多公司地位很高，遇到问题后工程师知道如何快速解决问题，并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靠人为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远不如掌握更新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来得有效，与其让权威告诉你该怎么做，不如掌握最新技术后自己分析。
在工程师文化背后，有两个深层的含义。首先，资本变得相对次要，甚至生产资料也不像原来那么重要，而人的创造力则成为商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拥有专业知识的工程师本身被当作基层管理者，公司这样看待他们，工程师们就这样看待自己，这是后信息时代的特点。
5. 不迷信权威
硅谷有很多取得巨大成功的跨界人才，比如马斯克学习物理学出身，创立过航天、汽车、太阳能三个公司，都与专业无关。如果他们处在“你又不是学某某专业的”的舆论环境下，恐怕难以做出贡献。
其实全世界真正搞科学的人都明白，科学是一个方法，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论。一个结论是否正确，不能看它是由谁说出来的，而是要看它是怎样做到的。只是硅谷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硅谷公司从录取开始就显出出对权威和经验的淡漠。在 Google，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面试也是白搭。比如 homebrew 的作者因为不会翻转二叉树而被 Google 拒绝。
结束语
硅谷是无法复制的，也完全没有必要复制，但硅谷的经验值得 IT 行业各级从业人员学习借鉴。只有真正领悟硅谷的这些精髓之后，再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探寻创新之路，才有可能超越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