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是最近在看的一个很喜欢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每期邀请嘉宾朗读历史书信。现代社会很多人不读书、不写作，以书信为载体的文字更是很有可能会彻底消失。没人能够阻止时代的发展，但有些记忆注定让人记忆犹新，这里记录一些第一季中我喜欢的书信。
蔡琴写给杨德昌
这封信是歌手蔡琴写给台湾导演杨德昌的，被誉为“最佳放手信”。 二人十年无性婚姻后因杨德昌有其他爱人而离异。在得知杨德昌逝世后蔡琴发出感慨： “早知道他生命这么短暂，我应该早点放他离开。”
“杨德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每个人对爱情的定义和理解不一样，有人选择了哀怨和仇恨，有人选择了宽恕和感激，这也是对待同一件事，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
曹禺与黄永玉
这是来自戏剧作家曹禺和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两封信， 曹禺晚年的作品不尽人意，黄永玉作为一个晚辈写信给他直言“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为势位所误！”，并希望他像萧伯纳，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曹禺回信中承认自己“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并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丰满、美好、深挚、诚厚”。曹禺将这封批评信视为“不可数量的珍宝”，将其裱了起来。
现代社会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尤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艺术大家，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下，对待作品的退步也很少有人说出来。黄永玉的开诚布公和曹禺的虚心反思，诠释了何为“君子之交”。
《与韩荆州书》
《与韩荆州书》是李白写给唐朝政治人物韩朝宗的信，韩朝宗因为热心提拔青年才俊而受到大家推崇 ，但李白并没有得到韩朝宗的赏识，反而这封信成为名篇。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李白开篇很直接地拍了韩荆州的马屁，表达希望得到脱颖而出的机会。“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讲述身世，让人想起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在说尽溜须拍马之词的同时，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李白压抑不住的豪情与潇洒，等不及地施展自己才华的心情。
韩荆州可能并不喜欢这个性格的人才，后来李白遇到贺知章，被推荐给唐玄宗，度过了最辉煌的翰林供奉的三年，所以千里马可能需要合适的伯乐。有人认为此文的谄媚和李白“诗仙”的形象不匹，是李白人生的一个败笔，我倒是觉得原来李白也和每个普通人一样，希望得到赏识和重用。书生意气、豪情万丈，这才是真正的李白。
《报孙会宗书》
这是一封西汉政治家、司马迁外孙杨恽写给好友孙会宗的信。孙劝他闭门思过、戒除骄奢淫逸，杨恽以嬉笑怒骂的口吻写此回信，批驳孙的规劝，并向当时的士大夫们表明“道不同，不相为谋”。
杨恽直言自己“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怀禄贪势，不能自退”，“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认为犯错后（杨恽之前因为拿皇上开玩笑获罪过）自己一直当个农民就挺好的，“长为农夫以末世矣”，觉得家中喝酒唱歌也是很正常的事。面对好友的规劝，杨恽最后写到“这正是大汉盛世，你去努力吧，跟你没话（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这封信给我印象很深，乍一读有点无耻，锋芒毕露，仿佛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不做伪君子，我就是真小人”。但是仔细一想，这里面的人生观颇为有趣。中国古代历来主张忧国忧民的积极自由，却忽视了这种消极自由，就像有人认为人的一生就要做大事、赚大钱、实现梦想，有人则认为平平淡淡、自给自足的过完一生就很好，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并无孰对孰错。中国主流文化一直在推崇积极自由，但消极自由也是人的权利和选择。
后有人告发杨恽骄奢的生活，抄家时发现了这封信，在意识形态比较统一的汉代，这种玩世不恭、反主流的消极态度并不会被允许，杨恽因此被腰斩，妻子被流放，孙也被罢官。
闻一多写给父母
1919 年，在清华读书的闻一多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中，这封写给父母的信记录了五四运动的细节和感受：
“唯独一帮学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一年没回家了，这一年家中又多变故，孩儿我又何尝不想回家看看你们。我留在这里为国家做事，不是说非得有我在国家才可以不亡，而是国家育养了这么多学生，每年花费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如果不出力，更待谁人呢？而且孩儿我在学校中总被看做是深明大义的人，刚刚遇到这点儿事，就不能牺牲，难道还能谈什么爱国吗？”
值得一提的是，写这封信时闻一多只有 18 岁，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只有陈独秀是 70 后，鲁迅、胡适、傅斯年都是 80 后、90 后，而闻一多是 99 年的：一百年前的中国历史是由 80 后、90 后改变的，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
100 年前的文字今天读起来仍然铿锵有力，热血澎湃。国运不同，今天的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为民族奋起的机会，但不同的年代总有不同实现自我的方式，重要的是这个年纪的我们应该有担当的勇气。
《与高司谏书》
《与高司谏书》作于景祐三年（1036 年）。当时主张改革政治的范仲淹因批评弊政，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吕夷简给范仲淹加上“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范仲淹由此被贬饶州知州。这时，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面对范仲淹被贬的错误处置，非但不谏，反而落井下石，跟在吕夷简的后面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写下这封信给高若讷。
欧阳修在这封信中真的是骂的非常痛快，让人无可遁形。信中指责高司谏“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十四年多次怀疑他的人品最终得出结论：“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在信中欧阳修一一为范仲淹辩护，有理有据，痛骂高司谏位高权贵却毫不作为，酣畅淋漓。北宋时君子的直言纳谏不再是个例，而变成了一种制度，欧阳修字里行间的浩然正气在现代社会读起来，不禁让人唏嘘与感动。
白求恩遗书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为晋察冀边区的军民救死扶伤。生命弥留之际，他给聂荣臻司令写下这封遗书。
“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白求恩为遗物安排的非常妥当“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其中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背下来这段话很容易，然而理解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陈觉与赵云霄[1][2]
这是两位革命烈士的信，看得人心如刀割。一封是丈夫就义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一封是母亲留给尚在襁褓中女儿的遗书，二人先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25 岁、23 岁。
“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这是一封非常有意思的信，唐元和年间，王参元家遭遇大火，柳宗元“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写此信向王参元祝贺。
柳宗元直指一般人可能会说“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者是“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过去有很多人相信这一套，实际很不靠谱。作者接下来点明了祝贺的原因：“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意思是你家里太有钱了，有名之士忌讳于此，不敢说你好话，容易被流言蜚语弄得百口难辩。幸运的是，这一把火之后，所有人的担心、顾虑都烟消云散，虽然钱财一无所有，但你的才能可以好好传承，不会被玷污。
这篇文章揭露了几个传统：一是类似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灾后福”的虚礼；二是位高权贵的人不能太有钱的“清流”传统；三是“仇富”传统。